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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年初春，江津鹤山坪的山风一阵紧一阵，吹得瓦楞轻轻作响。屋里生着一盆弱小的炭火，陈独秀咳嗽停了，望着窗外灰白的天色，忽然对床边的潘兰珍说了一句：“这辈子，算是走完了。”这一年，他现已六十三岁，从“五四总司令”到旅居乡下的病老头，中心隔着的，是近三十年的波动与沉浮，也是那笔“哪怕冻死饿死也不能动”的存款背面的来龙去脉。
有意思的是，若只看那两万元稿费的数字，很简略把它当成简略的家务事：一位顽强的白叟，禁绝妻子动用一笔钱。但是假如把时刻往前拨，拨回到新文化运动、拨回到1921年一大的年月，就会发现那不是一般含义上的“存款”，而是他在杂乱政治环境里留下的一道防地，一块证明自我情绪的“活依据”。
从这个视点再看他临终前那句“冻死饿死也不能用”，口气中的坚固，就有了另一层含义。
1919年的陈独秀，风头一时无两。那年“五四运动”迸发，他在北京、上海之间奔波，修改刊物、组织学生，被誉为“新文化运动总司令”。再往前一点，1915年兴办《新青年》，发起民主与科学，打寒酸礼教，在其时的知识界极具震撼力。1921年，我国在上海、嘉兴建立，他与李大钊并称“南陈北李”，被视为前期党的首要创建者之一。
1927年前后，国共联系急剧恶化，陈独秀在杂乱的政治斗争中被批评为“右倾机会主义”，失掉党的领导职务。之后几年，他被逼远离中心舞台，既不受信赖，又在左翼阵营中备受争议。到了1932年10月，他在上海被当局拘捕，押往南京，正式走进长达近五年的牢房日子。
换句话说，从那时起，旧日的“总司令”已是阶下囚。声望还在，但实践已是深陷囹圄。
抗日战争全方面迸发于1937年7月。烽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，也奇妙地改变了陈独秀的境况。日军飞机频频空袭南京，监狱也难以逃过。据其时在狱中与他触摸的人回想，一次空袭来暂时，狱卒慌张逃命，牢门乃至有人忘了锁紧。有人劝陈独秀趁乱出逃，他却镇定答复，粗心是：“偷跑算什么，出去了也是罪犯，还不如光明磊落出去。”
同年秋天，在与各界人士多番交涉下，出于“抗日需求，争夺人心”的考虑，蒋介石同意开释一批政治犯，陈独秀名列其间。1937年9月他走出牢门，年已五十八岁，身形消瘦，头发斑白。比照十几年前在北大讲坛上侃侃而谈的容貌，判若鸿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刚出狱那一段时刻，方面并没抛弃使用他的计划。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曾屡次触摸陈独秀，开出条件：能够另组政党，也能够出任国民政府的某个重要职务，比方劳作部长，还暗示会有相应的待遇与经费。以其时的政治环境看，这样的撮合并不意外。期望借他的名声来争夺知识界与青年，弱化在言论中的影响。
陈独秀的答复，却十分爽性：不干。他既不肯被当作“装修”，也不肯为了职位，去协作的政治布局。这一点，和他后来坚持不动那笔钱，逻辑上是共同的——甘愿穷困，也不肯把自己的终身告知混杂。
出狱后，他表达过一个清晰的期望：期望去延安，与方面持续协作抗日。照理说，以他的资格和奉献，重回延安，参加统一战线作业，是极有标志含义的作业。但是在详细运作过程中，作业变得杂乱起来。
其时党内的道路斗争与权利格式，都处在不断调整之中。王明一派在某些时段话语权较大，对陈独秀曩昔的政治观念持很大保存，忧虑他回到延安会影响既定道路。出于这种政治顾忌，加上其他客观原因，这次回归之行一向未能成行。
所以，一个古怪的局势呈现了：想撮合他，他不去；他想回延安，实践又走不成。抗战烽烟越烧越旺，他最终只得滞留在武汉，之后再转往重庆，最终在川东的江津安顿下来。这一来一回，把一个本来归于“国家政治中心”的人，推到了地舆与政治两层含义上的边际。
1938年8月3日，江津郊外，酷日毒辣。陈独秀拄着拐杖，从渡船下来，脚步有点踏实，身边是一路搀扶他的潘兰珍。那年他五十九岁，历经牢房与迁徙，身上穿戴早已磨得发白的长衫，袖口现已有补丁。
潘兰珍比他小二十多岁，是他的第三任妻子。她身世贫穷，早年在上海纱厂做工，受过欺辱，挣扎多年才牵强谋得生计。两人成婚时，陈独秀现已声名不比早年，日子并不宽余，还抱养了一个女儿潘凤仙。1932年陈被捕时，她乃至还不知道老公的实践身份，只当是个读书多、有点脾气的教师。直到后来，才从一些交游函件里了解，他竟是从前的“大角色”。
知道本相之后，她并没有畏缩。陈独秀坐牢的这些年，潘兰珍靠打短工、帮人洗衣煮饭坚持日子，一向守在外面。1937年他出狱后，她自动随他从南京一路曲折到重庆，再由重庆到江津。对一个身世工人的女性来说，挑选跟着这样一位政治争议人物四处逃亡，自身就不是轻松的决议。
本来他计划到江津投靠老友邓仲纯。邓仲纯早年在上海同为“新文化”阵营的活跃人物，后来在四川有了必定的社会地位。陈独秀估量，老朋友多少能协助组织个住处。谁料天意弄人，二人抵达时，邓仲纯刚好已脱离江津，家中只需邓太太。
据其时的记载，邓太太对这位忽然上门的“陈先生”并不热心，情绪较为冷淡。她了解老公与陈独秀当年的友谊，却也清楚眼前这位，是两头都不巴结的“费事人物”。加上家中人手有限，房间严重，她起先坚决推托对方寄宿的恳求。陈独秀在门口站了一会，脸上写满为难，只得回身，领着妻女去城里找小客栈。
那一幕，多少带着些耻辱的滋味。旧日“南陈”在上海、北京都是宾客如云的名人，现在在一座川东小城，却连借宿一夜都要受阻。
好在，作业转眼间又有了转机。邓仲纯后来得知此事，匆促从外地写信回家，又托人传话，让妻子必须请陈独秀回来住。加上江津教育界有人从中斡旋，邓太太的情绪有了改变，亲身登门抱歉，把陈一家从客栈接回，在她地点的延年医院组织了几间房，算是安顿下来。
这段曲折，有点好笑，又有点心酸。对陈独秀来说，这不仅是住宿问题，更像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提示：年代变了，自己早已不在风暴中心，许多作业只能顺势而为，不能再像曩昔那样“呼风唤雨”。
不久之后，他的母亲也从安徽老家曲折来到江津探望。这是母子两人多年后的重逢。白叟看到儿子消瘦的脸、粗陋的住处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。惋惜的是，这段聚会时刻很短，没过多久，母亲便在江津逝世，葬在当地。这对他来说，是又一重冲击——故土未回，母亲却先一步客死他乡。
时刻短落脚城市后，陈独秀在当地朋友施家的协助下搬到郊外鹤山坪的施家大院寄住。施家是当地有些实力的地主，宅院宽阔，房子较多，乐意腾出几间旧屋给他住。这一行为，在其时是要承当必定危险的。究竟这个“陈先生”的身份，谁都知道不简略：既开罪，又与联系杂乱。
施家对外的情绪比较奇妙：敬称他为“陈先生”，对他客客气气，但又好像故意坚持一点间隔。乡邻传闻住进来的是大角色，也有人来访问，有人送米，有人送菜，外表看上去还算面子。仅仅时刻一长，多数人也就只停留在礼貌的问好上，很少有人真实敢与他深谈政治。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种半敬半避的空气外，施家田户邓耀廷一家的情绪却很简略——把他当成需求照料的“老先生”。
邓耀廷家境窘迫，靠几亩薄田养家，三个儿子粗衣淡食，其间二儿子邓志云与小儿子邓兴和，成了陈独秀家的常客。孩子们常跑到陈家协助挑水、砍柴、买油盐。陈独秀性分外冷内热，见他们勤快，经常教几个字，随手讲点故事。有一天，他看着小儿子邓兴和，一时鼓起说：“你聪明，今后就叫‘金犬’吧，好叫。”这在乡下是一种接近的表明，相当于认个“干儿子”。
后来，孩子的母亲带着他给陈独秀磕了几个头，算是正式认亲。对一个晚年流浪的人来说，这点小小的情面，就像冬夜里的一点火光，虽不温暖，却能让心略微安靖一些。
不过，安靖的是情感，不是日子。1939年前后，抗战进入艰苦阶段，物资紧缺，通货膨胀日益加剧，乡下粮价一涨再涨。施家虽然有地，但也绰绰有余。陈独秀配偶旅居其间，在衣食上并没有更多优待，常常要向邓耀廷家借粮，凑齐了再渐渐还。
后来因种种原因，他又从施家迁到离不远的石墙院。环境更喧嚣了，屋子也更寒酸了。往江津城里走一趟，要跋山涉水，少则大半天，多则整整一天。信息阻塞，报纸来得慢，外面的战况音讯总是晚几拍。对一个习惯于站在年代浪尖的人而言，这种被逼的“隐居”，带着浓浓的无法。
到了江津之后，陈独秀的经济来源首要有三种：身边人的偶然接济，妻子做些杂活挣来的零散收入，以及他自己写文章取得的稿费。
战时的报纸、杂志并不少，各地都有。修改们知道他的名头，对他投稿并不排挤。只需他乐意写，稿件一般都能发。问题是，一来他身体日薄西山，精力有限；二来时局动荡，邮政不稳，稿费常常延迟，有时爽性发不出来。就算顺畅寄到，扣除路费、日子本钱，能剩余的也不多。
有一次，他给朋友写信，说自己“卖文字以济饥”，言外之意看得出，对实践有一丝苦笑。堂堂一代革新前驱，晚年竟然靠投稿营生，自身就带着一种近代我国知识分子的共通悲惨剧。
在许多稿费中，有一笔特别惹人注目——国民政府方面以“稿费”名义付出的两万元。这笔钱，正是标题中所说的“存款”。
从账面看，它是稿费；从政治视点看，它的含义远不止于此。出钱付出给陈独秀，名义上是稿费或日子补助，实践则带着显着的政治意味：既是对曩昔“误解”的某种平缓姿势，也有“撮合”、“中心化”的滋味。只需他日后略微表态“感谢政府”，这笔钱就不仅仅简略的日子补助，而是一种能够被言论使用的“依据”。
那时的一般知识分子，拿到这笔钱，大多不会回绝。两万元，对战时的普一般通的家庭来说，意味着很长一段时刻的粮食、衣服和药费。尤其是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布景下，这笔钱的实践购买力不算小。以其时一些材料计算，在偏远的川东乡下，这个数额足以支撑一对老配偶几年根本日子。假如再省一点，可彻底换个当地寓居，改进寓居条件，乃至为将来回乡留出地步。
对陈独秀配偶而言，日子穷困现已摆在眼前。邓家从前回想，陈家有时几天吃不上油，水煮野菜算是常态。冬季只需几件单薄旧衣，夜里要两个人挤在一床棉被里取暖。遇到农闲时，他还会到田间帮着锄地、洒水，用自己的手去换几升粮食。
在这样的布景下，家里摆着两万元不能动，对任何一个懂日子的人来说，都显得较为“不可理喻”。
听说，潘兰珍曾小心谨慎地提过：“要不，先用一点？你病也重了，总要吃点好的。”她是个苦身世的妇人，过日子历来实打实，不太会讲大道理，只知道严寒的实践——米缸空了，肚子会饿；药买不起，人或许就挺不曩昔。
陈独秀的答复，却反常坚决。他的原话粗心是：“不能，决不能。那是国民政府的钱，一文也不能动。”口气冷硬，不容商议。潘兰珍一时缄默沉静，面临这样的人，她也知道劝不动，只能咽回心里的话。
试想一下，当晚他们躺在床上，外头山风呜呜，屋里朦胧的灯火晃动，一对夫妻一个了解实践，一个死守准则，这种无声的拉扯，恐怕比任何争持都要折磨人。
从外表看，他是不肯用仇视阵营的钱来养活自己；深一层看，他其实在做一件更费事的事——为自己留一块“绝不退让”的依据。他很清楚，这笔钱一旦动了，将来总有人会拿它大做文章，说他“享受过国民政府恩惠”，乃至暗示他曾有过“投靠”、“变节”的行为。哪怕他自己从来没那样想，言论也能够轻易地把实际扭成其他姿态。
在政治斗争反常剧烈的年代，一笔钱，满足销毁一个人的清誉。也难怪他一再强调：“甘愿冻死饿死，也不要人家说我吃他们的钱。”在他看来，这不仅是对的回绝，更是对自己终身政治情绪的一道防地。
不得不说，这种思路带着激烈的“知识分子逻辑”。他垂青的是前史点评，是久远的、笼统的那一笔账；而家人关怀的，是眼前能不能吃饱穿暖。这两笔账，在许多时分是撞在一同的，很难分身。
从某种含义上讲，那两万元既是他的“存款”，也是他的“担负”。他死守不动，守住了一个标志，却也让身边的人承受了更多实践的压力。
1942年春天，江津的气候一日暖一日，却拦不住陈独秀身体的日薄西山。长时刻营养不良，再加上多年的劳累和牢房之苦，他早已是强弩之末。从当年初开始，他频频咳嗽，时有胸痛，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。当地医师看了看，摇头叹息，只能开些廉价中药吊着。
那段时刻，潘兰珍简直把一切能卖的东西都卖了。衣物、家具能当的都当了，连屋里一张像样的桌子都换成寒酸的木案。她天性地想再提起那两万元，却一次次在嘴边回收。她知道，只需老公的认识还清醒，这事便没得商议。
1942年5月底，陈独秀的病况忽然加剧，呈现了显着的呼吸困难，乃至不能平躺，只能半坐着靠在床头。气若游丝之时，他把潘兰珍叫到床前，缓慢地、一句一句说了几件事。
先是说家务：“你还年青，今后怎样日子自己做主，不用管旁人怎样看。若是有适宜的人家，乐意嫁就嫁，不用想着守什么寡。”这句话后来被屡次提起，有人从中看到他出于实践考虑的灵通，也有人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无法——一个连妻子再婚都要提早告知的男人，现已预感到自己再也不能承当家庭职责了。
紧接着，他又提到那笔陈词滥调的“存款”。这一次，他的表达更重：“国民政府给的那两万块钱，你万万不可动。今后谁来劝你，不管是谁，哪怕提到天上去，你也不要容许。宁可受穷，不能拿它用。”
听说，他还特意重复了几遍“万万不可”，好像忧虑对方听不清。其实潘兰珍早就了解这个意思，仅仅这次，听在耳里，带着某种遗言的分量。她有点急了，小声说：“你定心，我记住。”陈独秀这才闭上眼，好像松了口气。
不久，他又提了一个和钱无关的期望——期望自己身后，能葬回故土安徽安庆。人之将死，想“落叶归根”，这在我国人的观念里很常见。仅仅其时战事严重、交通困难，要完结这个期望，并不简略。
1942年6月1日，陈独秀在江津病逝，终年六十三岁。这一天，对外界来说不过是战事中一般的一天，前哨枪声仍在，后方运送照常；对他自己来说，却是绵长终身的结尾。从前的北大讲堂、上海法租界、南京牢房、重庆街巷，都现已成了回忆的碎片。
当地朋友和邓家、施家的人合力为他预备了简略的凶事。棺木简略，典礼朴素，没有盛大的悼文，也没有政界要人参与。一些读过他文章、知道他来历的村夫，悄然赶来吊唁，烧了几炷香，鞠个躬便走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位“陈先生”既悠远又逼真，既是书本上的人物，又是身边从前要他们协助挑水的白叟。
他逝世后，棺柩暂厝在江津。直到多年今后，他的儿子陈松年才设法把棺木从四川运回安徽安庆，安葬在故土。这算是迟来的“归根”，既完结了父亲遗愿，也在宗族的回忆中留下一处寄予。
而那两万元的钱，却一向没有动用。时刻一长，连钱自身也在烽烟与通货膨胀中价值降低、消失，留下的仅仅一段讲起来较为杂乱的故事。
潘兰珍在陈独秀逝世后，并没有马上脱离江津。她凭着多年来练就的手工，先是给人帮工、洗衣，后来又去了成都，在一家工厂的食堂干事。日子紧巴，但牵强能活下去。有人劝她改嫁，她也尝试过，后来那位老公短寿早亡，又把她推回孤身一人。她带着养女曲折到上海，一向没有再婚成功，晚年更谈不上闲适。
她没怎样向外人提起那两万元。对她来说，那不是荣耀，也不是担负，仅仅一段欠好解说的阅历。有人问起，她偶然会淡淡说一句：“他便是那样的人。”到底是抱怨仍是了解，旁人也说不清。
陈松年作为陈独秀的儿子，早年就参加革新。新我国建立后，他在作业与日子上曾得到等领导人的关怀。1949年后，组织上对老一代革新者的家族给予了必定照料，他日子根本有了保证，也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替父亲“说话”，让许多人从头了解陈独秀的功与过。
从这个层面看，陈独秀要守住的那一点“洁白”，后来的确得到了部分印证。不管在学界、党史界仍是更大规模的前史研究中，他作为五四首领、前期首要创始人的身份，逐步被正视，其晚年的孤立与窘迫，也被放回那个年代的大布景中镇定审视。
只不过，这种“迟来的公平”，对当年的江津石墙院来说，已然毫无含义。那间破屋里的冰冷、那几口吃不饱的饭、那笔被封存的两万元，现已跟着陈独秀的生命一同，成了尘封往事。
假如把“哪怕冻死饿死也不能动存款”的话独自拎出来看，很简略确定他过于顽固，乃至有点对家人不近情面。但放回整个年代环境中去看，这种顽固背面，的确有他的逻辑：政治撮合频繁，言论随时回转，一点点物质上的退让，都或许被放大成“情绪改变”的铁证。关于一个曾在前史关键时刻站在前台的人来说，这种忧虑并非空穴来风。
从更大的视界看，他的挑选其实折射了一整代我国近代知识分子遍及面临的窘境：一边是据守理念、一身时令，一边是日常日子、柴米油盐。据守得越凶，实践往往越苦；实践顾及得越多，名声又不免蒙尘。两难之间，多数人只能拿自己的家庭和命运去“试错”。
陈独秀用自己晚年的窘迫，换来了一份极点含义上的“洁白”。在江津那种偏远的乡下，他给后人留下的“依据”，既不是丰盛的遗产，也不是耀眼的头衔，而是一笔一向不敢动用的钱和一句重复多遍的告知。
后一代人假如乐意细细揣摩这件事，会发现，这不仅是一段家庭小事，不仅是一个白叟死守准则的故事，更是一张年代剪影：在国家存亡、党派纷争、社会剧变的布景里，一个知识分子如安在庄严与生计、名声与亲情之间，做出近乎严苛的取舍。